第三，在不正之风比较严重的某些行业和部门侦破了一批贪污、贿赂罪案。在那里，少数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行业、本部门的特权，贪污盗窃国家财产，索贿受贿，破坏行政管理秩序和经济秩序。在问题多的单位，往往破一案带出“一串”。例如：福建省在办七个案件中带出一百五十七个贪污、贿赂案件。北京市在办四十六个贪污、贿赂案件中，挖出犯罪分子二百四十二人。 　　第四，侦查破案工作与发动群众相结合，发动小高潮，扩大社会效果。有的地方检察院抓住有典型意义的大案、要案，与有关部门配合，召开体现宽严政策的大会，大张旗鼓地宣传国家法律，宣传坦白从宽、抗拒从严的政策，推动斗争深入发展，效果很好。全年有三千五百多名贪污、贿赂犯罪分子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。去年7月，广东省清远市在市委领导下，市检察院抓住英德县公安局局长张文列贪污、受贿要案，冲破阻力，公布案情，发动群众揭发、举报，与有关部门配合，召开宽严处理大会，敦促有贪污、受贿问题的人自首坦白。在一个半月内，全县有一百一十九人自首坦白。西藏自治区检察院举办了西藏民航局拉萨售票处售票员扎西措姆（女）贪污七十八万元大案的罪证展览，全市轰动，观众达七万人次，家喻户晓。去年5月25日至7月20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举办了《全国检察机关惩治贪污贿赂展览》，党中央、全国人大常委会、国务院对这次展览都很重视。展览形象地显现了党和国家惩治腐败的坚定方针和决心，剖析了贪污、贿赂犯罪的严重危害性，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积极性。这个展览在北京展出之后已巡回到五个省、区展出，观众达一百多万人次。
　　第五，群众举报继续保持了旺盛的热情。1988年各级检察院受理举报贪污、贿赂线索六万七千件，1989年十五万八千件。1990年十五万九千件，到年底已初查了六万五千件。一年来，对三千零三十四名举报有功人员给了各种方式的奖励；依法惩处了打击举报人的违法犯罪分子一千三百一十二名，处理了少数诬告陷害他人的分子。在去年立案查办的贪污、贿赂罪案中，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的线索是群众举报的。群众举报活动，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威力，使检察工作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监督，是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好形式。
　　在工作中，我们着重抓了五个问题：
　　第一，反复宣传贪污、贿赂犯罪的危害性和斗争的长期性，树立长期作战思想。反贪污、贿赂犯罪是反腐败中很尖锐的一个方面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，也是反“和平演变”的斗争，这是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里的表现。这几年查出的贪污、受贿犯罪分子，虽然只是干部队伍中的极少数，但是，国家工作人员贪污、受贿犯罪危害很大，影响极坏。它不仅表现为个人的腐化堕落，而且腐蚀性很大，严重败坏社会风气，损害党和人民政府的形象。值得严重注意的是，不少重大案件的犯罪分子，内外勾结，出卖国家经济情报，策划携款潜逃。近两年，广东省已有二百多名严重的贪污、受贿罪犯作案后外逃，在有关方面的协助下，已追捕回八十多人。这类案件在沿海省份发生比较频繁，在内地也有。如原中国进出口公司武汉分公司保成路商场经理陈新国，贪污二百多万元后携款潜逃国外。
　　由于种种原因，在我们的社会里，滋生了一批贪婪的蛀虫，他们的投机心理和冒险性很大，“你打你的，我贪我的”，肆意破坏社会主义经济，不惜以身试法。在去年查获的案件中，前年秋“两高”《通告》以后作案的占百分之五十左右。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，必须坚决贯彻党中央反腐败、反贪污的方针，必须严格执法，必须长期地抓下去。在去年11月高检院召开全国检察长工作会议期间，江泽民同志针对会议中反映出来的认识问题，指出：检察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；要认清反腐败、反贪污斗争的长期性，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；态度要坚决，政策要对头，工作要实事求是。近几个月来，高检院和各级检察院正在贯彻和落实这一指示。我们坚信，只要坚定地贯彻党中央“两手抓”的方针，经过不懈的努力，贪污、贿赂犯罪是可以抑制的。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，有党的政策的感召力和国家法律的威慑力，有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大气候，有党、国家和群众的监督机制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，法制建设和规章制度的不断健全，漏洞会不断减少。当然，要足够估计贪污、贿赂犯罪分子的顽固性，他们是不会自动洗手不干的。我们必须坚持工作的一贯性，避免紧一阵松一阵，防止更多的国家工作人员陷入贪污、贿赂犯罪的泥坑。因此，保持冷静头脑，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，不被某些假象所迷惑，这对于检察机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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