袁世凯时期，社会秩序得以维持，经济有一定的发展，法律体系也进入建立之中。以货币制度为例。民国成立之初，币种繁多，币制混乱。各地方政府、各银行、商号均独自发行不同的货币，一些外国货币也在中国市场流通、使用，甚至一些外国驻华机构也发行自己的货币。这一混乱局面，严重扰乱了中国的金融市场，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。1914年，北京政府采取果断措施，整顿金融市场，统一全国货币。一方面，公布、实施《国币条例》及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》，明令开始实行银元本位制。另一方面，发行在重量、成色、花纹、进制均严格规范化的新银元，作为流通的主币。由于措施得力，标准严格，准备充分，很快稳定了动荡、紊乱的货币市场，规范了金融秩序，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金融环境。在立法方面，1914年和1915年两年期间，国家立法活动迅速展开，制定、颁布了一系列法律、法规，在调整社会关系、规范社会秩序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，使得清朝末年开始的中国法律近代化向前迈进了一步。
　　《临时约法》是民国共和体制的象征，也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、革命党以及国民党在与袁世凯及其后的军阀政权作斗争的武器。无论是在南方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反对袁世凯、反对北京军阀政府的孙中山，还是在北京坚持议会合法斗争的同盟会籍议员、国民党籍议员，都以维护《临时约法》为己任，以《临时约法》为号召社会的大旗。然而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南方的政治实践中，既没有具体实施《临时约法》，也没有建立《临时约法》所确定的权力制衡机制。在护法运动中，南方于1917年9月在广州建立军政府，并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。在军政府中，大元帅既是国家元首，又是政府首脑；虽然有国会非常会议作为民意机构，但大元帅并不对国会非常会议负责，国会非常会议对大元帅也没有法定的制约、监督权。军政府实行的实际上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权力机制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军政府成立不久，就遭到各界非难。海军总长程璧光、外交总长伍廷芳、财政总长唐绍仪等联名要求改组军政府，废除个人专权制度。1921年初，在孙中山的提倡和主持下，开始了正式政府的组建工作。1921年4月7日，广州非常国会通过《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》，选举孙中山任大总统，建立了正式的民国政府。根据《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》，大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，总揽政务，统率军队，任免文武官吏，各部部长由总统直接任免，并向大总统负责。国会没有对大总统监督、制约的法定权力。可见，大总统制又是一种缺少制衡机制的个人集权制，其集权程度甚至超出军政府大元帅制。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势力在政权机构的创建过程中，实际上都没有实施《临时约法》，也没有建立具有分权性质和制衡机制的民主政府。其主要原因是正处于非常时期，中心任务是与北方军阀政府相抗衡，因而需要具有严密组织和高效率的政府。
　　从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族大业看，实施权力一元化体制，在当时也有其合理性。辛亥革命是以地方割据的方式夺得中央政权。从相对于清政府的地方独立，到服从以南京临时政府为代表的中央政权，逐渐产生了一些实力派。南京临时政府正是以确认一定程度的地方权力、地方利益为代价，而获得地方实力派有限度的支持。整个民国初期，一些地方势力以不同方式保持着与中央政府的相对独立性，即有南北对立，又有联省自治。孙中山先生发动的护国运动、护法运动，均包含有一定的地方独立性，其中某些甚至为地方军阀所利有。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一，实际上只存在极为短暂的时间。地方独立隐含的国家分裂，一直是困扰北京中央政府的难题。
　　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看，地方实力的不断扩张，在总体上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。在国内，中国幅员辽阔，人口众多，资源分布不均。明代以后，东西部在经济、文化等方面，又迅速加大了发展的差异。就国际环境而言，19世纪末，西方国家在中国通过种种途径获取了各种利益，并逐渐划定了不同的势力范围。受利益的驱动，西方国家必然要继续强化其力量的存在，其采取的重要方法之一，就是在中国寻找代理人，既需要在中央政府寻找其代理人，也需要在地方寻找代理人。尤其需要在地方寻找具有相当实力，在某种程度上不需对中央政府言听计从、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地方实力派、地方割据势力作为其利益的代理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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